崔永元:走在长征路上(转自《南方人物周刊》):东京1.5分彩

编辑:凯恩/2018-11-20 16:22

  崔永元:1963年2月20日生于天津。1981年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。1985年毕业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。做记者和播音。

  1996年主持《实话实说》,成为公众人物。2003年7月,主持新节目《小崔说事》。

  2004年4月,崔永元精心创制的新栏目《电影传奇》开播,内容涉及150部老电影。崔永元在节目中既是主持人,又是主要演员,既讲故事又演故事。

  崔永元对于他这一次饱受议论的电视行动,有了一套完整的说法:首先,他“不管长征是不是主旋律,它就是历史”。而“主旋律是一个正面的词,谁都不要排斥它”,主旋律就意味着不好看,这是不正常的。

  崔永元总会不失时机地弄出新动静。从《实话实说》到《电影传奇》(中间还有一个《小崔说事》,被他称为随意之作,不值一提),他会在事儿的热闹时分见好就收,而不会等到观众厌弃再去找新的活儿。当他觉得《实话实说》“越来越不像”他想说的话,他放弃了这个给他带来名声的节目。

  他随时在琢磨如何做得更好,做得跟别人不一样。如果说“实话实说”可以归于国外现存的“脱口秀”类型的话,“电影传奇”则完全是他独出心裁的。

  他对后者感觉特别好。他说,多亏他及时做了。要是现在来做,起码有一百人采访不到了。他认为他对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。而他的电影检索系统“是中国有电影以来最好的电影检索系统”。

  他43岁了,正当盛年,他自负着。他对电视、社会和人生已经形成坚定的看法,也越来越明白他应该做什么。他相信他是最优秀主持人,相信他的招总比别人多,相信有许多活可以比别人干得好。

  他自信他有把人们司空见惯的主旋律转化为神奇的收视率的本事。早在去年11月,他就在琢磨了:“既然明年是长征出发七十周年,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纪念,座谈会,报告会,出书,或者每天在媒体上登一段,都是纪念。但我想,纪念长征最好的方式,莫过于沿长征路走一遍。”

  全国选秀,训练队伍,一切搞得有声有色。出发前,全国不少电视观众已经知道崔永元要“重走长征路”了。

  崔永元想尝试新的运作方式,跟公司合作。开始是跟亲族的孔继宁的公司,崔永元负责电视,孔继宁筹措资金。不过,双方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没有解决。“我的长征”已经出发了,却还没有钱。

  于是原合同终止了。崔永元开始一边走,一边拉钱。“没办法了,我亲自出马去拉去,还挺顺利的,很快就找到了。”

  队伍的消耗是很大的。二十几个队员,加上数倍于此的后勤部队,还有节目摄制。虽然他们在困难的时候,都可以向央视请求支持,并且也一定会得到支持,但崔永元坚持不向台里要钱。“头上顶着个长征精神,就得这样,如果是‘实话实说’没钱了,那就向台里要去。”而这个节目跟电视台的关系,是“台里用广告资源来换这个节目”。

  在并无真正的敌人“围追堵截”的和平旅途中,人为的艰难险阻所激发的凝聚力是有限的。开始,崔永元很为这样一个随机组合的队伍担心。包括体力耐力和团结都令人担心。在组建队伍时,崔永元有意避免了建成一个“特种兵部队”,“那样的话,就没有意思了”。崔永元说他的队伍是中国人的随机抽样,就是普通的中国人的一个缩影。整个行程需要八个月走完,目前,已经走完五分之二。

  队伍出发前,崔永元的测试表明,队员们对长征的知识仅限于“二万五”“雪山草地”“草根树皮”等几个单词,大多数人对它的含义并无所知。崔永元是一个特别重历史的人,认为一个民族一定要知道它的历史,这是他选择重走长征路的原因之一。他的队员现在都增加了对长征的认识。很多长征故事是他们第一次听到。他们走到四川西部的雪山,重建了一座被称为海拔最高的红军墓,其石材都需要从山下面背上山。所有这些,都记录在长征系列电视片里。

  队伍开始走的时候,有两三百志愿者跟着。后来越来越少。目前仍然有几位顽强的志愿者跟着,其中一位生于1937年的福建人李有年,穿着一双塑料凉鞋,从福建出发,一直跟着队伍。这可以理解为中国人的长征情结。另外,有一位15岁的外籍华人少年加入了志愿者队伍,他的父母原本有走遍中国的想法,当他们知道“我的长征”之后,就让他作为一位志愿者跟着走。

  八个月的漫长步行毕竟有别于一次随意的郊游及野营。它对队员的体能和意志都是一次考验。崔永元开玩笑说,可以把长征定为中国人的成年礼,让少年从17岁走到18岁就宣布成年。崔永元看到,他的队伍从争争吵吵开始,走到现在,每一个队员都有不小的改变,他相信,走完长征路,很多队员的精神都会被重塑。

  至于崔永元自己,他理所当然地是“我的长征”的灵魂人物。虽然队伍里也有一个“三人领导小组”,其他人出面也很多,但崔永元的角色更多,很多场合都需要他的出现。他是司令员,是宣传部长,是组织部长,他也是形象代言人、新闻发言人,包括每到一地,跟当地各方面搞好关系。最后还要负责节目把关。

  而今,“我的长征”队伍已经经历过考验,前面可以预料的困难都应该是可以克服的了。崔永元对于他这一次饱受议论的电视行动,有了一套完整的说法:首先,他“不管长征是不是主旋律,它就是历史”。而“主旋律是一个正面的词,谁都不要排斥它”,主旋律就意味着不好看,这是不正常的。主旋律也可以好看。“我们(为宣传长征)找到了一个最接近电视形态的主旋律表现。”“我甚至觉得,自从宣传长征以来,这是影响最大的一次。”

  “我的长征”对崔永元来说,可能意味着电视生涯的一个转折——他边走边想他的下一步,他不断地向记者放风,他“不要再跳来跳去,给人一种不务正业的感觉,走完以后,要做一档读书节目。就以此为业,做到老了。”

  七月中旬,“我的长征”到了遵义,崔永元春风满面地面对媒体。他找到了新的感觉。他“不抑郁了”,吃得香睡得着,完全是跟在北京不同的感觉。“就为了这种感觉,也非常值。”

  这种感觉,一方面包括“自我教育”。他买了40多本关于长征的书,沿途调查对照,对长征历史进行梳理。他特别愿意跟人交流他对长征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新认识,他想写一本书,叫做《细说长征》。无数的历史细节令他感动。瞿秋白多么书生,“我的自白”有多少心曲,他赴刑的路上,遇见一个盲人,他看了盲人一眼,走了几步,又回头看了一眼,他在想些什么?钱壮飞何等英雄,他活得那样传奇,他居然死在不明不白之中——那不是英雄的一种死法:传说之一,他问路,被一个地痞指向悬崖,随手把他推下去,没死,又跳下去,用石头把他砸死,为的是抢他身上的东西。“钱壮飞这样的死,是我最不能接受的。”在遵义的三天里,崔永元至少三次这样感叹。

  崔永元忍不住了。他开始写文章,头一篇是关于瞿秋白的,已经发表,下一篇是关于钱壮飞。他写得慢,严重跟不上他思想的速度,因为他的事情太多了,等他坐下来看书写的时候,已经很晚了。

  第二个感觉也至关重要,因为即便是为了这个感觉,这一路行走就已经“很值”。这是离开北京,在大自然里才能找到的感觉。他特别提到,在四川的小金,整个七八个小时的车程,旁边老有一条河陪着他们,那是岷江的一条支流,它从头到尾都溅着白色的浪花,就像一条哈达。这种感觉特别好。

  这种感觉使崔永元产生了意想不到的“冲动”。“我甚至连这种事情都做过,”他说,“走着走着,掏出电话来,给很久不交往的朋友打电话。”崔永元想着自己以前“可能有偏激的时候”,就向人家道起歉来。弄得别人也挺感动的,马上飞来看他。8月17日中午,两个大男人站在遵义市一个简易的招待所的大食堂前,在初秋温热的阳光下,你一句我一句的。这个中午,崔永元一碗面吃了两个小时。

  这是北京不可能有的感觉。因为“在北京就能看五米远,在长征路上可以看很远”。

  他还会经常给十岁的女儿打电话。“人生需要经历。以前老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,不知道什么意思,现在知道了,她是你的未来呢。”

  但是,这并不意味着崔永元会宽容一切。就在遵义期间,有一个因“买狗”引发的街头事件。“我的长征”后勤队伍因为经常难免有剩余饭菜,想顺便喂一条狗。买回来后,崔永元觉得不好看,就和他们一起去换。但交涉不好,没有换成。该狗贩大约自觉在街头有些头脸,表示他是“有人”的。崔永元特别介绍到狗贩肩膀刺青,应该是“出道”了的样子。崔永元哪里容得了这样的欺行霸市,事情越闹越大,“我的长征”来了更多的人。崔永元向群众“作街头演讲”,声言“我今天就要铲除你这个黑帮”。而来到现场的警察大约也没有看过“实话实说”,叫“外地人守规矩”。崔永元不服这个规矩,继续投诉。最后是狗没有买成,该警察受到上级批评处理。考虑到与地方的关系,崔永元认为这件事情已经善终,不愿意再提及。

  顺着“买狗事件”,崔永元讲起他多年前,在电台做记者时的一个“玩命”的故事。他因为惹到一伙街头恶人,被威胁要“下了你的腿”。崔永元竟然找到人家门前去,要人家兑现。人家还以为他也很有来头,没敢犯他分毫。“那时我还没有出名呢。”崔永元调侃道。

  佐证崔永元性情的故事,当然很不少。人们看到过他在电视镜头前动情的时候,他的同事讲他如何为别人的命运打动的故事。8月19日傍晚,崔永元已经接受完采访,有人拿来一个纪念册,说是一名不再做记者的熟人请他签名留念。崔永元签名后有一个郑重其事的转告:不要不如意就走,要看值不值得。如果能改变一点什么,牺牲一下可以,就像陈天华那样,蹈海跳河都没有问题。只要有足够的代价,我也愿意。这时,本刊记者提起,1989年4月7日,郑南榕在台湾抗拒警察进入《自由时代周刊》编辑部搜查,预先给自己身上浇了汽油,在警察来到编辑部的时候,点火,警察最终没有能够完成这次搜查。

  不知道崔永元是否知道这个故事,但他分明动容了,他眨着眼睛抿着嘴唇微微扬着头的样子,令人印象深刻。采访就这样结束。

  去年,本刊曾做过以“病人崔永元”为题的报道。“病人”是一个极度删繁就简的命名,既恰当,又略需附加一点注释。在那个访谈里,崔永元第一次把自己的内心世界透彻地呈现出来。他没有作为一个抑郁症患者讲述他个人的痛苦,而是在讲述这个时代的痛苦。他在抨击时弊。在他所抨击的层面,他健康着。

  他是激愤的。他有他的风格:“现在这个社会,除了水蜜桃和西红柿变得越来越大个了,越来越甜了,其它的全在降低。”他失望,痛苦,批评,抗争,但不颓废。他总是看到差半杯装满,希望它装满,而不是总算有半杯。他怀着热到发冷的激情,但他最终采取的是积极的态度。他在“实话实说”和“小崔说事”里尽量找那些令人感动的事儿,发现人生的美好。“‘每周质量报道’是说这世界没法活了,我是告诉大家要好好活着。”他在节目里露出的是那种“冷冷的坏笑”,只有你听了他在节目以外的心曲,才知道他内心的冲突。

  一切跟他的道德感和价值判断不相容的事件,只要他知道,他看到,他听到,就“跟他相关”,就会令他长时间抑郁。他忧虑的,他批评的,他不满意的世界在狂欢,他抑郁着。他特别面对现实,现实令他抑郁。

  经过近年的历练,崔永元更会“骂人”了。他“骂人”了,可是,他认为他“没有骂人”。他只是说,你是主持人,为什么不尊重人,你怎么可以说得出那种低等粗劣的话;你是医生,治病救人是你的天职,你为什么要收红包;你是官员,靠纳税人供养,你为什么要贪污。

  但是,他的话说出来却是这个样子——“你是医生,我给了你红包,你做手术时就应该认真些,不能把纱布放在我的肚子里。”

  “我觉得当官不必一身正气。你吃喝嫖赌都可以;你该贪贪,你一个人能拿多少,一亿够了吧。但是,你在这一切之外,还得干点正事。现在的问题是,有的当官儿的正事干不来。”

  同样,他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相当失望。他说,知识分子“相当不错”的道德就是做到“洁身自好”。而事实上,他们可能是“全国牙防组”的后备力量。

  当他走在长征路上,天高云淡,望断南飞雁,心情特别好,抑郁症也差不多不治而愈的时候,他没有像对他隔阂已久的老朋友一样,也给“收红包的医生”,给“贪污的官员”和“肮脏的电视”,“打个电话”去“表示和解”。但他并不认为他坚持的是道德高标,不认为他有“道德洁癖”,“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……就是这个都算过高要求”了。

  人物周刊:去年,你曾在本刊上批评过电视媒体,其中有些话,或许可以算是比较“狠”的,你的领导怎么看你?

  领导的意思,大概还是希望我想好了再说吧,不要有“博客状态”(崔永元指的“博客状态”,是不太审慎的言论,“一点击就发送了”)。

  崔永元:我理想中的电视就是泾渭分明,就是公共电视台、商业电视台严格分开。世界都这样了,只有中国不这样。

  电视是公共资源,就要知道公共资源要怎么用。比如,中国教育是一个薄弱环节,公共电视台就应该担当起(推动教育进步)这个义务。而我们以前的电视在干什么呢?它在玩命地戏说呢。

  我对戏说特别反感。我们是一个历史观念特别淡薄的民族,我敢保证很多人不能把朝代按顺序说下来,大多数人不知道历史,甚至不知道本民族的历史。多么浅薄的民族啊。不知道从哪里来,也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。她怎么能有好的前途,怎么能有大发展呢。从忧患意识来讲,公共电视台就该做这事,做普及历史这件事儿。至于怎么做得好看,你从业人员自己想去。

  崔永元:它不受商业集团的控制,它靠“收视税”来制作节目。它那么好的广告资源,有的有少量的广告,大部分就空置着,就是为了保持中立。广告没有一个不说好的。至于到底好不好,不仅要受市场检测机构的检验,有时还需要时间的检验。比如“全国牙防组”。要保持公正就要做得公益。

  崔永元:没有。一个频道不可能完成这种改造。但是,我觉得“公共电视台”这个话题不值得忌讳。

  人物周刊:最近,网络上有建议央视改名“中国国家电视台”的议论,央视郑重地发表了声明,声明中说中央电视台有“对内代表党和人民,对外代表国家和民族”的功能,如何理解这些功能?

  崔永元:除了个别项目不能代表以外,其它的,你可以理解为电视的公共性。公共电视台可以靠近这个目标。

  你说我是电视批评家,我一点都不躲闪。我就是电视批评家。第一,那么多人不批评。第二,我们现在批评电视,不用绞尽脑汁,才能找出一个问题,是打开电视,满眼都是问题。

  你说电视台不能做虚假广告。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吗?到现在都制止不住,广电总局最新的文件又出来了。我就不相信那么多电视台的台长水平不如我,我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虚假广告,他们就看不出来。他们实际上是只看虚假广告商交来的钱是不是真的。

  这到底是法律层面上的问题呢,还是道德层面上的问题?(提高声音)我认为已经触犯法律了,我们有广告法呀,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。你作为一个电视台天天都在犯法,这是什么意思!怎么没人管呢,我当然要说这个事儿,肯定要说。

  现在广电总局说,要管理演员明星代言商品,禁止丰胸广告,违犯三次取消所有广告——多的是呀,哪儿禁止住了?我觉得广电总局应该说到做到。

  崔永元:(沉闷)不知道。我不光想为什么做不到,我在想为什么“现在才发现”呢?我都发现好几年了。东京1.5分彩我认为大家在装傻。如果开个研讨会,崔永元教大家怎么识别假广告,下面坐着一排排总编和广告部经理,会议开得有声有色——这不是有病吗?

  我开始忧愤的时候,我想,媒体的虚假有损媒体的公信力,损害自己的生存空间。后来,我发现中国的环境也真特殊。明知道是假的,也不影响我买你的看看玩玩。这是什么原因?说得严重一点,可能是民族素质的问题。

  人物周刊:那我们再回到新闻。电视现在有一股“说新闻”的风气,不是首先给观众还原新闻事实,而是把播报人的感叹评论和新闻事件搅在一起?

  崔永元:你问这个看起来简单,其实难以回答。要说也简单,就是第一,新闻要求真实;第二,你的传播样式是不是妨碍真实。

  你现在要发表一个观点,是你的观点或是编辑部的观点或是电视台观点,我觉得要告知。

  人物周刊:像央视的“社会纪录”,有时报道严肃的社会事件,或者重要的时政新闻,它好像采用的是“评书”的方式,自始至终都在评说,不知道它是阿丘的观点呢,还是编辑部的观点,有时他以“我的同事”的话说事,有时使用“我”……

  我给你说这么个例子,是刚看到的。有一个电视台在出一个纪录片。按照我们的行业惯例,当事人的“真实再现”,应该在画面上打出来,但是他们没有。开研讨会的时候,有人提出来,但是,人家说的是,打上“真实再现”影响观众流畅地接受。这是什么意思呢?

  它最大的危险是,这些东西都要当资料保存下来,再过几十年,当我们都死光了以后,后人是要把这些东西当真实历史的呀。

  日本NHK电视台,它的一个电视主持,当他播新闻的时候,那是编辑好的了,先播哪一条后播哪一条。但是,当他评论的时候,连编辑台长都在竖起耳朵听,他们也是第一次听到。他的评论每年都要出书。他经常在电视上鞠躬,为上一次说错了道歉——道歉不丢人。

  还有,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电视台像我们这样使用专家的。国家的公共政策,常常不是口语化的,是普通人看不懂的。专家应该起什么作用,你告诉我,这个汽车产业政策对买车的是好消息或是坏消息;最近房价这么高,是买得买不得。人家的专家说:好消息,或是坏消息;买房子好,还是不买好——谢谢。没了,回家了!可是,我们的专家哇哇哇说一大堆,本来就不明白,听了就更不明白了——我觉得他可能自己还没有想明白,或者想明白也不敢说。

  人物周刊:如果有一天,你愿意坐在公共电视台上去做你刚才举的那位主持人一样的工作吗?

  崔永元:有些事情已经特别严重。如果用一句套话说,是“已经到了一种非治理不可的时候”。虚假新闻,这是致命伤。媒体不能虚假,一定要真实。新闻八卦,在虚假的同时,还无聊,格调低下。据说这类东西在网络上阅读率特别高。这样的媒体环境,会让人失去起码的判别力。让人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,香臭不分。

  比如,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调查。福建一个医生被患者杀了。百分之七十的人说该杀。你怎么评价这些网民,你怎么评价这样的网络环境,你怎么好意思跟别的国家的人说,我们这里百分之七十的人同意把人给杀了。而且这个明显是误杀。

  其实我知道,这些网民在投这一票时,他们是不严肃的。他们甚至也知道这个医生不该杀。他们拿这个开玩笑。他们拿这个来表示对医疗体制不顺畅的不满。他们体会到,当我们团结起来的时候,你看我们有多大的力量,我们说杀谁就杀谁。他们说要杀谁,不是以法律为依据的,纯粹是个人好恶。他们这个时候没有想到自己的责任。网民也有责任。这个是特别危险的。

  人物周刊:在这样的民意基础上,社会应该怎样进步,能在这样的起点建设民主吗?

  崔永元:能。民主必然是个好东西。这是没有疑问的。任何民意基础都不能作为不民主的借口。就像这样的民意基础,也应该建设民主。民主能改善这样的心态。在民主的制度下。如果有随便杀人的法律,你投一票吗?你投一票就得冒着被杀的危险。这就是民主的含义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